EMC易倍建筑是无法精准定义的，除非用比喻，就如我们习惯借用各种熟悉事物进行比较一样。其中一些比喻因为过于普通而被忽视，另外一些则是专门针对建筑最新发展所发明杜撰的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建筑术语为其他领域所借用，成为比喻的来源。建筑史学家Andri Gerber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。

　　当我们试图描述或理解建筑，也就是结构理念时，记住最重要的一点EMC易倍，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比喻，它源自于生物领域。Leon Battista Alberti(1404-1472)在学术论文De re aedificatoria中写到：“医生证明了造物主在创造动物时是如此天衣无缝，没有一块骨骼是分离或脱节的。同样，通过“肌肉和韧带”，建筑构成完整框架与构造，从而能够独自站立。即便其它建筑都被拆除，也可以兀自不倒。”这样的比喻尤其为批评家所引用，针对19世纪与20世纪出现的装饰流派，他们指出形状与结构间的关系，展开批评。对于诸如Viollet-le-Duc(1814-1879)、Louis Sullivan(1856-1924)等建筑师来说，这不啻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，使得他们能够取得一席之地并且得以阐述对于建筑的理解。

　　回到比喻这个话题，我们需要比喻来构造对于建筑的感知和理解。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被时常引用的比喻，有趣的是，人们常常用建筑来解释“结构”这一术语，文学、电影及哲学都如是。可见，一方面人们用结构作比喻来理解建筑，另一面又用建筑作比喻来理解结构，真是奇妙的互换！

　　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建筑结构与我们的认知结构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，绝非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。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合著了《生活中的比喻》（Metaphors We Live By，1980年出版）一书，说明我们的语言及思维是如何通过比喻构造和组织的。就像上面提到的一样，一种论点得到“某件事物的支持”，或者说一种说法“基于某种事实”，尽管我们自己未必意识到，我们的语言却通过一系列比喻发挥功能，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建筑。

　　大多数哲学家喜欢用房屋比喻他们的思维结构和所处位置。房屋的楼层与地基时常被用来比喻理念的不同层面，同时也会拿建筑比喻稳固EMC易倍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，中世纪时人们习惯用越高越细的塔楼来形容知识结构，比如在Gregor Reisch (1508)所著的Margarita Philosophica中，底层是代数、音乐、几何和天文，上层是逻辑、修辞与语法。这七门学科统称为文科，而用以形容结构的建筑学却不在其列。由是，Alberti在论文中再次提到修辞结构，以证明建筑不仅是一项工艺。不但如此，建筑还与形式及每个项目背后的理念有关。

　　再举一个例子，佛洛依德与荣格之间的争论，据说完全起因于关于房屋的比喻，双方都利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心理结构。对于后者来说，简单来说，即房屋象征自我EMC易倍，描述的是从位于顶端的意识向位于底端的无意识间的渐变。前者则不然，视房屋为身体，上层是头脑，下层是直觉（动力）。据说佛洛依德曾评论到，荣格乐于占据顶层，而他自己则甘愿占据下层，为的是研究直觉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Slavoj Žižek 2006年撰写了一篇出色的论文《变态者观影指南》（the pervert’s guide toCinema），重新提及房屋比喻及两名大师间的争论，以此解释希区柯克1960年摄制的影片《惊魂记》（psycho）中贝茨汽车旅馆内的构造。在论文中，建筑结构常被用作一个符号，同时也是一种阐述，通过对比方式传播思维理念。结构所蕴含的每一个含义都一一提及：承重、接口EMC易倍、搭建、支撑，还有组织结构、阶层以及其他类似构造。、、

　　虽然结构理念贯穿整个建筑发展史，并始终处于争论前沿，但仍有一个强势的建筑运动打着结构旗号出现，它就是“结构主义”。瑞士建筑师Arnulf Lüchinger在其1981年出版的著作《建筑与城市规划中的结构主义》（Structuralism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）一书中试图阐述这种后知经验。

　　结构主义由一批风格相差悬殊的建筑师团队组成，他们间只有一个共同特质，即拒绝现代主义的单一形式住宅，代之以一种共鸣，力图在一个建筑结构内设计小型适配单元。对传统提出质疑的建筑师包括Herman Hertzberger (1932)、Aldo Van Eyck (1918-1999)、KenzoTange (1913-2005)，以及Kiyonori Kikutake ( 1928-2011)。每位建筑师背后的动机千差万别，有的属于社会驱动型，念念不忘寻找新的社会化生活方式，另一些则受最新技术影响，以此为基础寻求发展相关的建筑。出于这种原因，“结构主义者”从不以此称呼自己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同为结构主义运动，与前者同时兴起了一种同名但截然不同的运动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后者要成功得多，它起源于符号学，有效地应用于所有文化领域，最重要的是，通过Claude Levi-Strauss ( 1908-2009)得以应用于人种学、通过Roland Barthes ( 1915-1980)应用于文学研究、并且通过Jacques Lacan (1901-1981)应用于心理研究。同样，这一运动本身也包含不同理念及风格的建筑师EMC易倍，以及无数差异化诠释，唯一的公同基础是大家都认识到研究对象是以语言为模本的结构，并值得深入研究。

　　同样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两种结构主义几乎没有交汇，这的确成为建筑史上的一大讽刺。两者间几乎从不互相参考借鉴：建筑师通常会忽略文学与哲学领域中的结构，而哲学家很少用建筑形式解释它们的理念结构。也许是因为至少他们寻求参考借鉴的过程要大于形式。

　　显而易见，建筑物正在丧失作为稳固及结构比喻的地位，就在最近，就在之前描述的结构主义范畴内。在我们所处的社会，拜科学化与数字化潮涌所赐，原本用以描绘生活的图像被认为变得缺乏结构和形式。那些曾用以解释世界的比喻不再来自建筑，而是来自流水、稍纵即逝之物体，或无形的雾。建筑正在适应这种情况。Jürgen Meyer H.在塞维利亚设计建造的Metropol Parasol（2001年），UN Studio规划的位于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奔驰博物馆（2006年），以及Peter Cook联手ColinFournier设计的格拉茨艺术博物馆（2003）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其第一眼结构并不明显，这就是它们时常显得“无形”的原因。它们表达了自身所源自的差异化、流动化的互联社会，没有通过融合复杂设计或生产过程表现。建筑基于一种结构，其复杂性更多表现在发源过程，而不是结果。建筑很少被用作当代比喻，尤其这种案例下的建筑不具备作为结构参照物的功能。然而，人们应该记住，大多数建筑物仍基于经典结构，这些只是不同寻常的建筑，故意将自己塑造成另类话语。